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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
[ 作者: 北京大学经济   出自: 搜狐社区   发表时间: 2009-04-29   点击: 2257 ]

关于我国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就业形势,我们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我国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短缺的同时,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中端劳动力却存在严重的过剩现象。最近两年,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的返乡潮,农民工失业现象也出现了,但相对而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依然更为严峻。本文将讨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态势是由于我国的特定产业结构造成的。最近30年来,我国由于拥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是以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主的,这就导致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30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将这些劳动力吸收完毕,而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又大幅度降低了新增农民工的数量,这就造成了“民工荒”。随着高校扩招,我国中端劳动力的供给相应增加,但产业结构未发生大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是以低端劳动力为主,这就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因此,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首先要快速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对大学生的需求;其次是调整招生结构;第三是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允许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平等竞争,充分发挥发挥民办高校效率高、市场识别和适应能力强的特点。最后,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教育”的出现不可避免,“读书无用论”并非全无道理。

一、    我国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

    2004年末,“民工荒”现象出现在广东及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的短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下,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在量上仍有着很大的优势。这里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指,对劳动力的理论素质要求不高,主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力的产业,如建筑业、纺织业、加工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身体素质好的低端劳动力,农民工最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我国的就业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一直处于比较旺盛的情况,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民工供需缺口一直存在。虽然其绝对量虽然会随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波动,但相比于对就业市场中其他劳动力的需求,对农民工的相对需求仍可以用旺盛来形容。

    其次,我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已经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我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至于我国究竟有多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我国的富余劳动力究竟在何时转移完毕,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当我们转换视角,以一个间接的角度对我国农民工市场供求态势进行性质上的判断,得出结论就会容易一些。众所周知,产品供求决定价格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一个产品的价格良好的反应了供求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即是劳动力的工资。如果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就会使工资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因而工资不会有大的变化,或者工资上涨率很低,最多维持在与物价水平相当的水平上;而如果富余劳动力较少或者没有,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民工的工资就会上涨。蔡昉在200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出了1995年至2005年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进行进一步计算可以发现,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交储邮2005年的平均工资分别是1999年平均工资的2.34、1.71、1.56和1.62倍,可以说增长速度十分的迅猛,而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因此真实工资也有大幅度的提高。这几个行业都属于农民工就业量比较大的行业,面对这样的工资上涨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用这样的方法判断我国的富裕劳动力是否转移完毕并不能称得上是绝对准确,但不管怎样,最近几年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涨、“民工荒”、我国最近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农村富余劳动力若是还有大量的剩余,倒真的是咄咄怪事。

    第三,近十年来高校的大幅度扩招减少了新增农民工的数量。我们都知道,一个农村户口的学生,在完成高中教育之后面临着三种选择,上大学接受继续教育、留在家中务农以及出外打工。由于土地资源总量基本不变,其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就基本固定,选择这个就业方向的概率极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将一名农村户口的学生的选择简化为继续升学和出外打工。在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中,继续升学跟出外打工并不是两个平行的选择,它们之间是具有先后顺序的,一般认为,继续升学要优于出外打工。在1999年扩招政策出台之前,上大学的困难程度非常高,农村的学生如果不是特别突出,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会选择出外打工就业,这样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增量有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随着近十年高校的不断扩招,上大学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并不像以往那么困难,升学成为了最优选择,新增进城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数量有所减少。

   综上三点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产业结构等原因,我国现在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于其他劳动力仍然非常旺盛,而从供给方面看,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存量已经可以近似地认为转移完毕,而新增的农民工数量又随着高校的扩招政策而减少,出现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    大学生为何“就业难”?

    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103.6万,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就业形势一片大好。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总数增加了80%,达187.7万,此时已有部分报道大学生就业不如原先想象的那样容易的文章出现。2005年和200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分别增长到306.8万与377.5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和3.6倍。而2009年,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各界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1999年高校第一次大幅扩招,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大到159.7万人。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220.6万人,2001年为268.3万人,2002年为320.5万人。到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计划招生约629万人,从1999年至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上升,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比1993年高出18个百分点。这样的扩招幅度实现了高等教育“平民化”,从而大幅度削减了低端劳动力(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供给,增加了中端劳动力(即大学生)的供给。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平民化”是必须的,是大势所趋,只有高等教育“平民化”,才能迅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改变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平民化”程度还不够,还应继续加大。截止到2005年,以每万人大学生数量的标准来看,美国为520人,加拿大为580人,韩国为571人,而中国仅为120人。这样的对比说明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应该继续得到推进。但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平民化”进程中,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但我国的产业结构却没有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调整,因而就出现了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劳动力市场对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增加。这就造成了我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学生选择与市场需求脱钩,有些学生盲目追求高学历,而不注意未来的就业去向,这就导致市场需求不足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多,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和教育层次招生过少,结果就是大学生过多,而受过良好培训的技术工人供给严重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供给基本上由国家决定,而需求则由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决定。国家和学校的招生计划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的专业构成,学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多是基于前一两年的“热点”,对“热门”专业一拥而上,这样就造成了四年之后这些“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几年前的“法学热”为例,几乎每个学校都建立了法学专业,而对高素质法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虽在增加,但增加幅度完全不能与毕业生的增加量成正比,法学毕业生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就业难现象尤为突出,大量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与本专业无关。另一方面,关于“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偏见让教育层次的偏误性渐行渐远,劳动力市场对本科生及专科生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面对近年越演越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最近呼声很高的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增加公务员岗位、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等方法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提高研究生录取率可能只是将今天的问题推迟到明天来解决,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下,只能赢得解决问题时间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增加公务员岗位的数量毕竟有限,考虑到现在公务员岗位的报考录取比率,增加公务员岗位对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队伍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为企业提供就业补贴的策略就更不是长远之计,至少就目前已知的数据推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2013年都不会任何的下降趋势,如果对目前在校的数千万大学生在未来的四年内进行就业补贴的话,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是一个理性以及可以负担的支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首先必须要从政策上鼓励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迅速调整,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中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摆脱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调整,应该更好的利用我国教育的成果——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而不是仍然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企业的利润。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产业现状面临着包括质量、能耗在内的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种现象已经困扰了我国几十年,现在,我们有了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就具备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从而有可能摆脱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困局。因此部分产业应该尽快重组升级,提高效率,更好的运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带来的收益,减小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新的力量。国家以及个人家庭耗费大量资源培养的大学生不能从事最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

   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面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招生计划的专业设置上应该降低一些市场需求量较小或是市场已经明显饱和的专业的招生量,做到结构平衡。对于“热门专业”的招生增量要理性控制,不能一哄而上,这样不仅在数量上造成了这些专业人才的供给超额,在质量上也不能保证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应用性强,有着稳定市场需求的专业,应该保持原有或有步骤地扩大招生计划。在招生计划的层次上,我国现有的制度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面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应该扩大培养技术工人的专科院校和职业技校的招生量,削减本科层次的招生量或控制其增长幅度。专科教育的应用性强、教育周期相对于本科教育也较短,人才可以更快的投入市场,缓解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失衡的状况,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调整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国教育市场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专业设置、本专科招生比例与市场脱节,教育市场的无效率也不是靠调整招生比例、严格专业设置条件所能完全解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的要求也就日益凸现。我国现在虽然存在着民办高校,但它们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约束。最明显的约束体现在,许多省市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招生批次中,民办学校只能在本科第二批招生,有些省市甚至专门设立本科第三批招生,民办学校就在这样的界定下不能改变其固有形象。民办学校也逐渐成为了教学质量以及教学名声都差于公立学校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进,民办学校没有激励也没有能力摆脱刚开始对其的固有界定,也就成为了一种低端教育机构的象征。反观国外的学校,从美国的哈佛、耶鲁以及斯坦福到英国的剑桥以及牛津再到日本的早稻田等一流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这说明私立学校这一办学形式的前景非常之好,只是在我国的现有制度环境下民办大学没有与公立大学进行任何公平竞争的可能性。如果教育市场能进一步向民办高校开放,从招生、研究资助申请、教员招聘等方面给予其与公立高等院校平等竞争的机会,民办高校会为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是由于民办高校具有效率高、市场识别和适应能力强的优势。民办高校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更为考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为将要选择专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市场的可能信息。长此以往,优秀的实力更雄厚的民办高校就可以逐渐摆脱低端教育的误区,与公立高等院校进行分工。优秀的民办高校最后会成为精英教育,注重效率;公立高等院校为平民教育,注重公平。这也是符合将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的。

四、    正确对待“读书无用论”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的抬头。据重庆晚报报道,2009年度重庆市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并没有报名参加高考。

   面对这样的状况,“读书无用论”再度进入到我们讨论的范畴之中。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读书无用论”的定义,对于读书之“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若将“用”置于获得各种知识从而增加本身的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读书自然不可能“无用”。但如果将这个“用”界定在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获得高收入之上,“读书无用论”并非全无道理。教育是有成本的,一个人选择接受多少教育取决于这个人对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最后发现接受某种教育得不偿失,那就是“过度教育”;“过度教育”的标志就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过度教育”的情况在全世界比比皆是,博士开出租车或者当蓝领工人在国外并不稀奇。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将获得更多的教育与高收入以及所谓体面的工作之间进行绝对性的联系,事实必然会给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需要相互匹配,不考虑就业需求而盲目投资最后沦为过度教育的情况比比皆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它的需求和供给在时间上是脱节的:对具有某种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需求是现期的,而且随时都发生变化;而对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却是几年前决定的,是不能随意发生变化的。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只能根据“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对自己结束教育后的市场进行预期。由于受教育的时限较长,这样的预期不可能完全准确。可能最后社会对某方面接受高教育的人才需求并没有供给增加的快,那么必然有人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不能获得自己预期的高收入,“过度教育”就会出现,这即是每个个体基于本身可获得信息进行的理性选择往往都会演化成为群体的非理性选择。

   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重庆高中生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作为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所处的选择所考虑的因素包括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教育种类、现存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现存的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及收入、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以及可能得到的收益等。综合考虑现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不平等以及接受教育所必须做出的投资以及家庭本身的经济状况等因素之后,这些重庆高中生选择不参加高考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上供求的脱钩所造成的结构上的缺陷,也是这些学生不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以及经济成本来接受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脱节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重庆这万余名考生的选择与准备参加高考的上千万名考生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并不能忽视这个信号背后的高等教育结构性缺陷问题。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接受教育要进行大量的投资,社会和个人都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成本。教育市场现在的资源配置并不十分有效,我们正在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换取并不那么很好满足需求的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市场的供给应该更接近于市场需求,就高等教育的供给而言,我们应该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为他们提供更贴近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培训服务如技能服务等,这样资源的配置情况才会更接近于最优水平,社会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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