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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的社会---我眼中的农村现状!
[ 作者: 佚名    出自: http://blog.sina.com.cn/anhui2100   发表时间: 2009-05-10   点击: 1736 ]

破落的社会---我眼中的农村现状!

农村,多么熟悉的字眼;对于生长于斯的我来说,农村是我度过幼年、童年、少年快乐时光的地方;农村,在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是否正在演化成为空心化的社会呢?
  自去年下半年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前后,一大批三农学者和专家精英们发表见解和看法,各种言论都有,有人认为土地通过流转可以私有化,农民会成为土地的主人,真正意义拥有土地;也有人担心土地私有化后会造成土地买卖,出现大量的地主,必将导致更多的失地农民;而主流媒体所评论中央下一步加大对农村投资,改革重点将转向农村,农村就会出现重大转机和发展前景;一大批御用文人们躲在书斋里更是不辞辛劳的描绘中国农村即将出现乌托邦似的美好蓝图,特别是《南方周末》里的一幅漫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背着行囊的农民要外出打工,另一个人对着他说:你土地流转了,可以放心的出去打工吧!
  农村是否正如专家学者所描述那样出现乌托邦似的发展蓝图吗?还是躲在书斋里主观臆想或者幻想呢?奥运盛世过后、金融危机下的农村、农业、农民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网络上诸多文章对于农村状况的描述笔者也感同身受,对于农村有深刻体会的我用原生态的话语来描述皖南家乡的农村现状!

一、土地问题
1、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看法:
  在过去,特别是大包干以来,土地无疑是农民眼中的命根子,农民们像呵护着自己的孩子那样小心侍弄着田地里的庄稼,起早摸黑的辛勤劳动着,因为那是一家人的全部希望所在,只要有能开垦的荒地,农民们都不辞辛劳的去耕作,因为在农民眼里认为,多一份耕耘,就多一份收获;农民之间常常为了灌溉水源、甚至田埂的归属权问题屡屡发生吵架、打的头破血流之事;如今,土地在农民眼里仅仅只是维持温饱的口粮田而已,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在以丘陵和河圩地形为主的皖南家乡,人均差不多拥有2亩田地左右,一般分为水田(有水灌溉栽种水稻)和旱地(用于种植山芋、黄豆、小麦、油菜等农作物)。一亩田的收入,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机器收割等各种费用和还有意想不到的水涝和干旱,一年最多只能净赚200块钱,如果一家五口有十亩田地,纯收入也只有2000来块钱,这点钱在家乡给孩子读书、人情往来及各种开支是远远不够,农民更主要的收入是靠出外打工和在家乡的工业区打短工。
  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半年多了,网络和媒体也似平静了,专家学者们也没声音了。而家乡对这方面也毫无动静,只是一些靠近公路边的墙壁上书写的标语让人们想起有土地流转这回事,关于国家加大对农村改革的声音就像一阵风飘过似的不留一丝痕迹;为此,去年底至春节,问了一些年纪大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看法,农民们说那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是上面的搞法,哪知道到农民头上又是什么搞法,这些年来政策变来变去,把农民搞的早已麻木了,多少年来,听惯了太多的惠农政策,但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又有多少呢?也不会有人真的会为农民着想,否则农村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新闻联播经常报道国家下拨多少个亿给农民,可是层层刮剥,到了农民这一块连个毛都看不到,而高层领导到乡下考察接见老人倾听民声,都是地方政府事先挑选好的村庄和培训过的农民,否则那些年纪大的不识字农民,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大道理来,傻子也能想的到呀!
  农业税取消前,化肥、种子、农药等价格便宜,当然粮食也便宜,农民赚到不钱,遇到干旱或雨水过多时,粮食减产,但农业税一个子都不能少,如果有农民拒交,就会有干部们带领一伙五大三粗的人砸门扒稻子;农业税取消后,那些垄断利益集团却让化肥、种子、农药价格却成倍的上涨,粮食依然维持低价格,农民始终赚不到什么钱。
  去年底,我在家乡遇到一位给油菜培土的老农民,跟他聊起土地流转的情况,他说中国哪朝哪代来,有谁真正关心过农民,最终不都是从农民头上打主意,因为农民们太善良太沉默了。再说土地流转怎么个流法,我们这地方那么多田地高低不平,运输困难,有的能弄到水浇灌,有的根本搞不到水,谁会来投资,中国的商人从来都不是慈善家,他来投资是来赚钱的,如果搞土地流转没钱赚,他会把钱投在大水里面吗?除非他大脑不正常,新闻联播里每次讲给农民减轻多少多少负担,那种口气像是上帝恩赐农民似的,讲了一大堆空话,却不让农民富裕起来,连个下乡的干部都看不到,讲了也白讲。谁还相信那些,这年头,谁都靠不住,有时连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更别指望国家,还是自己靠自己,能动就自己种种田出去打打小工赚点钱,老了不能动了如果儿子不养就死了拉倒。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对于目前社会现实的看法。

2、农村土地私下买卖十分活跃
  家乡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有“中国绿茶之乡”之美称---郎溪,距离南京、无锡、常州只有百来公里,214省道(县城至南京的省级公路)两旁基本建造了密集的楼房,短短几年时间,省级公路边为何出现那么多密集的楼房呢?
  其原因:一、农村建房政府一概不给批准;二、在长三角打工的人每年能赚的二三万块具备建房子的能力;三、当地女孩子找男朋友,条件高的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子,条件低点的要求男方在乡镇和公路边买房子,嫁在不通公路的村庄的女孩子越来越少,所以省道出现很多两三层高的小洋楼;家乡绝大部分村庄都没有“村村通”公路,而家乡所谓报道村村通公路,其实就是一个行政村(约10-20个自然村)修通了某一个自然村的水泥路,其他的自然村依然是泥土路,另外大部分行政村的村委会办公室都搬到公路边,这就是家乡宣传的所谓的“村村通”。
  农民如果要拥有新房有两个选择,一是买房(县城商品房大约在2500/平米左右、乡镇大约1500-1800左右),二是在公路边买地皮建房,建房需要多少成本呢?一般两间房的地皮(长约10-15米、宽8米)在三年前买大约1万元,现在已飙升至4万元。没地皮的农民买地盖房,要经过以下程序:首先要找到路边有地皮的熟人或者熟人托熟人关系,谈好两间房地皮的价格(现在是4万元左右),双方写个协议、签字、按手印,再找两个见证人,农民之间的土地买卖就成交了。
  地皮买到手后建房需上报村委会审批,要交费用数百元,送些烟酒给村委会几个头头,村委会这一道关就过了;下一步就要花钱送礼找土管所的人审批,如果有认识的人可能少花点钱再送些烟酒就搞定了。如果没关系的人,那就送些礼给村书记或村长帮忙找上面的审批,这样到土管所审批大约要花到三五千元的费用。如果既不送礼也不花钱,自己盖房,到房子盖到一人多高的时候,执法部门的推土机就来了,说是非法建筑,要推掉,房主只好停工赶紧花钱找人托关系给批掉。
  在家乡到村委会或者乡镇、县级政府机关办事,如果不送东西或者不送钱,什么事都办不好或都办不成,久而久之,托人找关系送礼送钱办事成了再透明不过的潜规则了,作为主人的农民向公仆们办事送礼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了,当然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也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了。
  甚至连个村委会的小电工都很牛,如果新盖的房子安装电线等设施,除了付工资外并好烟好酒招待,否则招待不周,则意味着你家没电用;如果电费稍微拖欠时日,家里通电的线路就会被剪断;过去家乡流传一种说法:农民到政府机关办事,遇到工作人员说研究研究,那个意思你就要明白了: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不送烟酒,事情是不好办的!

3、土地被征用价格
  一些工业区,土地被政府征用旱地是6500元/亩,水田是13000元/亩,开发区把土地六通一平后以35000元/亩的价格卖给外来投资商办厂,中间的巨额利润不言而喻。
  对于这样的土地价格且无任何福利保障,大部分农民只能默默接受,当然也有不服气的,会有几个带头上访,一些见过世面的青年人对于政府部门强行用推土机推平农民土地的,就用借来的摄像机或者数码相机拍下来作为上访的证据。政府官员们也害怕农民们闹到上面去,就暗地里给带头的几个人做思想工作,多分些钱并威逼利诱,带头的几个人多拿到钱后就不做声了,其他的农民也就一盘散沙了。
  此次“五一”期间回家,听说靠近江苏溧阳的一个镇,前一段时间曾经有几个村民组的农民们对土地征用价格不满意,联合起来阻止推土机推平农田,但被宣城市和县里来了近百名警察给强行执行了,几个带头的农民被抓进去了,其中有一个被关了整整半个月!对于农民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事情常常被意味着非法关押,对于家乡的人们来说,那是告不倒肉食者的,照农民的话说,想搞倒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们,除非中央里有人才行的,否则在“官官相护”的家乡,是无法想象的!
  一些靠近公路边的村庄被规划为建设新农村,其实就是在那里圈一块地,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把土地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来,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再由开发商建成一排排的商品房再以市场价转卖给农民,赚取高额利润,美其名曰建设“新农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农村建设有可能沦为官员们和商人们共同谋利的资源。
  每年春节到亲戚家做客,总是听到一些靠近工业区的亲戚们说:希望他们的土地早点被征用,能分到十来万块钱,日子好过点,田地多了,搞不到钱,种田又辛苦。每一次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就告诉他们,土地在如今是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越到以后土地越宝贵,以长远来看,土地到最后是最值钱的最有保障的,不要那么急被征掉。如果遇到政府部门强行征用你们土地的,而且补偿不满意的,在当地不能给予说法的,你们用相机和手机拍下来,并去看《土地法》和《物权法》,通过网络及各种渠道给自己维权。
    
二、读书教育
  读书首先从幼儿园开始,2000年开始,农村也开始有幼儿园了,一些留守在家的儿童们,被爷爷奶奶送到幼儿园去了,其实在家乡简陋的幼儿园里学不到多少东西,对于在外打工的年轻父母来说,小孩子总算有老师管了,或多或少学点东西吧,至于学的怎么样了,因为他们本身文化不高,也不会去过问的。
  至于幼儿园:在城市里,经常听到有家长对老师送钱送礼物或购物券或请吃饭之类的,这个小孩很受老师的欢迎,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夸奖,并坐在最前面的位置和优先的待遇;如果有家长对老师没有任何表示的,可能这个小孩不受老师喜欢,被老师说成笨小孩;然而这种风气不知何时也刮到农村来了,小孩子们知道讨老师喜欢,就缠着父母给老师送东西请吃饭,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可能发个三好小朋友的奖状,当然小朋友把奖状拿回来,父母也高兴呀;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这么小的儿童们都知道只有贿赂老师才能得到老师的喜欢和夸奖,这么小的孩子都已经融入到潜规则中去了。当看到网民们在互联网上纷纷发表反腐败的建议和措施后,我感到很可笑,中国的腐败已经从幼儿园开始了,你能指望这个国家的腐败能治理好吗?
  如果治理好中国的腐败,首先得从幼儿园抓起,从幼儿们的心灵灌输腐败对国家的危害,否则腐败越反越多!当然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家乡大部分孩子都是读到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不少从事的是服装、纺织、制鞋、建筑、装潢等行业,一年收入在1-3万不等吧;每一次回到家乡,总有亲戚和邻居们问我,他们的孩子不想读书以后做什么好?我总是劝他们让孩子多读书,读上大学,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只有靠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的起点要高些,至少今后的竞争有一个平台;虽然这个时代国家大学扩招泛滥,搞奴性教育,误人子弟,就业十分困难;最起码多读书,可以看懂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思考问题;然而家乡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认为谁会赚钱谁就有本事谁就是英雄,提到哪几个人小学毕业在外打工多年,有的当上包工头了,有的当上老板了,有丰田车、现代车等等;某某人文凭不高照样混的不错,真正读过大学的人却没几个人能当上老板,在金融危机下,不少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待在家里无事可干。“读书无用论”多年来依然充斥着乡亲们的头脑中。
  春节期间,在村上看到一些20岁左右回家过年的男孩女孩,他(她)们染着五颜六色、烫成波浪式、爆炸性式的发型,穿着奇形怪服,打着耳钉,玩着山寨手机,上网聊QQ。对于比他们大着约十来岁的我,每一次遇到他们,就与他们聊聊工作方面的情况:他们不少人在浙江湖州南浔、织里工作,在那里的私人小厂上班基本上每天在十五六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外,就是踩缝纫机做服装,他们的工资是计件,做多少拿多少,每天像个机器人似的不停的干活,每个月也能挣到二千多块钱(细算下来一个月工作450个小时赚2500元的话,每小时只有5块多的微薄工资,这让人想起了“包身工”的现代版,当然也跟湖州当地政府对不人道私人工厂放纵有关);但跟他们讲到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天加班最多不超过三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周六周日加班是双薪;他们听到后感觉到很惊讶很茫然,有关社保更是一无所知,看着他们年轻稚嫩的外表和起着厚茧的双手,耗费着青春和透支着年轻生命的健康,赚的那些辛苦钱,也许对于他们父母来说很开心,存起来可以家用可以建房可以娶媳妇。在文明的现代社会里,“包身工”的现象只是我们这个所谓喜欢好大喜功的社会里所露出的冰山一角。
  
   其实对于乡邻们说,我是没资格谈读书的话题,因为我本身也是初中毕业,而且种了几年田;也曾经历过每天工作超过十五六小时甚至二十小时的都有,特别是在深圳黑暗工厂经历后,把自己的黑暗经历写成五页纸向《广州日报》反映过,《广州日报》也来记者采访过我,我也带着记者们到龙岗区平湖镇黑暗工厂采访我那些工友们,但其歌颂一贯光明、正确的报纸是不会报道这个社会所存在的瑕疵的;自那件事后,让我知道处于弱势群体底层的悲哀,也更让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为了自己不再进那些有过苦难的工厂,于是在深圳南山边打工边上夜校,也常去南山图书馆在博士论坛听到在欧美国家留学的海归博士们的演讲,他们讲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等意识,很受听众欢迎,曾是茫然的我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当然也听到国内一些博士歌功颂德的演讲让我们十分反感,听到就打瞌睡;于是我经常去南山图书馆和南油书城看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和历史书,特别是巴金老人的《随想录》里反思自己在“文革”中出现的人格扭曲,知识分子们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被打成“牛鬼蛇神”,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所揭露的人性的阴暗面是那样令人的震憾;而读到更多的史实资料披露那些神坛似的人物形象在我们面前一个个倒塌,少年时所接受那些“高、大、全”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已破灭,正因为读了太多的书,可以说对我的人生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一个懵懂的青年逐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多次写安徽文章其实并不是灌输什么启蒙意识,只是安徽今日之现状,是因为太缺乏思想启蒙了。90年前的安徽先贤们:陈独秀、胡适等领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意识,开始了中国轰轰隆隆的革命运动;然而21世纪的江淮大地,却依然思想封闭、墨守成规、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充斥着“假、大、空”,似另一种“左”的思想阻碍着家乡的发展。

三、婚嫁
1、农村女孩子对结婚的攀比风严重
  皖南农村,男孩子结婚一般在22-26岁左右,女孩子在21-25岁左右,由于毗邻江苏宜兴、溧阳、高淳等地,婚嫁攀比风越来越严重,一般男孩子连盖房和娶老婆大约需要二十万左右,首先盖房子在家乡最起码是两层以上的小楼,需要十万以上,大部分房子是在公路边或者乡镇上,装修至少两三万以上;
  介绍女朋友,按照家乡习惯有以下程序:媒人介绍-男女见面-双方满意-由媒人和双方父母商定日期看家(定婚)-女方和父母及七大姑八大姨和一群小孩子等众亲戚到男方看家(实际是看人看房子看家庭贫富)-吃酒-双方商定男方给女方聘礼几万、三金还是五金(戒指、耳环、项链、手链、脚链)-谈定后决定结婚日期-当天女方和亲戚回家,必须包红包,一般给女孩子至少要包1088元,女方带来的小孩子们至少每人要包50元以上,形式上大人也要包的,但一般大人都不会要的。
  定好婚后,一年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女方父母生日、女孩子生日还有女方直系亲属等等人情往来,直到结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这样的婚嫁费用对于年轻的男孩子来说,家庭好的自不用说;家庭差点的,除了父母支持点外,就要借很多钱,债台高筑,婚后要干几年才能还清的。当然也有女孩子要求不那么高的,但在越演越烈的攀比风中,已经是风毛鳞角了。
  在家乡,一些女孩子一旦成了家,喜欢守在家里带小孩子,或者跟着老公去打工的地方。如果老公收入达到二三千左右的话,很多女孩子就不上班了,就带着小孩子。在她们眼里,老公月收入有个两三千块就知足了。
  
2、娶不到当地老婆的男人花钱买外地女子
  在当地有一句话:25加把油,26去了球(意思是男人25岁如果没结婚,到26岁很难娶到老婆),一个自然村五六个光棍,一个行政村几十个光棍很正常;其原因,家乡离长三角城市近,女孩子在江浙沪打工如果能嫁过去都嫁过去了,留在家乡的女孩子就往县城、乡镇上嫁,嫁到交通不便的农村越来越少,这样就造成农村很多大龄男青年因家庭条件一般,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怎么办呢?于是就产生了很多买卖婚姻,一般有专门介绍云贵川等省份女孩子的媒人,媒人常说那边重男轻女思想太严重,家里孩子生的多,因为贫穷,父母对女孩子更不重视,也不给她们多读书,有的被媒人介绍到家乡,只需要男方付给女方父母一万多块彩礼钱就行了,然后再付给媒人几千块事情就成交了。
  在家乡,不少30多岁的男人买的老婆大概在十七八岁以上的女孩子,女孩子是不符合法宝年龄结婚的,就产生了假身份证,在村委会开假证明,到乡民政局登记送些礼就可以过关了。在皖南,女孩子下田干活比较少,一般都是男人在外干活挣钱,女人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由于女孩子在皖南过日子不苦,往往很少有人逃走或被放鸽子的。
  而这些云贵川省份嫁过来的女孩子同时也会介绍其所在的女孩子过来给一些大龄男青年当老婆,那些所谓的收钱的人贩子在家乡活动广,公安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放纵所造成的,无人过问这些买卖婚姻是否合法。而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还不知道人生青春如何度过,却因为无知、愚昧过早的当上小媳妇,生儿育女,跟着比着她大近一二十岁的男人过一辈子,因为没文化,当然她们也不知道也不会关心自己以后会怎么样,只是知道给人家做老婆生孩子这样的事,而这种情景每年都在家乡重复上演着。
  
四、计划生育
  提起计划生育,在我的记忆中,很容易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超生户就会面临着房子被拆、财产、土地被没收、人被关押等悲惨境况。如今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明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村超生现象很少见。皖南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生男孩要结扎,第一胎生女孩上节育环过四年再生第二胎;但是对妇女进行结扎在文明社会里来说是一种很不人道的做法。
  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家乡早已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年青男女们常在长三角打工,可能受到那边的影响比较多,只生一胎的家庭越来越多,特别是对于家庭状况不太好的,都只想要一个女儿,说到底不是生不起,只是养不起,所以农民们也不愿意因为多生孩子而让自己活的太辛苦;至少计划生育方面,我认为是家乡农民思想最进步的表现。

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火葬方式
  1、几年前家乡搞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每人每年交十元钱,现在是二十元,规定在家乡住院治疗可报销50%,看起来实在是不错,美其名曰为农民着想,但实际上家乡的县医院稍微难点的病都治不好,而这些看不好病的医院往往让你隔三差五来检查来治疗,浪费你的钱,实在是治不好不能再拖的时候,医院才会建议病人们到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大医院就医,但在外省市治病的这些费用在家乡是无法报销的。
在家乡一个行政村的小医疗所一年能赚个十来万也是很正常的事,乡村医生所住的小洋楼和拥有私家车就是最好的见证;发达地区的电视上经常报道给儿童接种疫苗是免费的,而在家乡就变成了几十元到二百元不等的费用,一个儿童有时一年在家乡光接种疫苗费用可能要近千元,在家乡光一个孩子接种的费用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每当我在上海的公司里,跟上海人讲起农村人的生存现状,作为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同事们感觉那好象在遥远国度的一样不可想像,因为在他们眼里,有关医保、社保、养老保险等福利保障应该是这个歌颂世界上最美好制度的国家理所当然的为纳税人所提供的;当然也许这是地区差距所导致,其实我的家乡距离上海不到三百公里,距离南京、无锡、常州也只有百来公里,然而仅仅因为百来公里的距离,就成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提到福利保障,去年国庆节,跟年过八旬的外公聊了很多,作为一个历经新旧社会沧桑老人的他,似乎还对某种思想充满着迷信,当跟他谈起他从1949年到2005年农业税取消,总共为共和国奉献50多年的农业赋税,如今到八十多岁了,连个养老金的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了;而他50多年来辛勤为国家奉献的农业税都到哪里去了?国家可曾感谢过他吗?按照纳税人正常国家的体制,是否应该得到退休金的待遇呢?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是农民的身份,作为中国当今社会金字塔结构中的最底层,理所当然的是无产者。当我跟外公说完后,老人家似乎懂了些什么,嘴上喃喃自语道:还是过去的社会好,最起码人的思想没这么复杂。

  2、在农村通常是小病忍着,大病等死的情况。每一年春节回家的时候,都有一些老年人死去;去年底回家的时候,村上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死掉了,隔壁村上有个刚四十来岁就死掉了,死于癌症,死于无钱治疗。这样的情景每年都在农村上演着,对于农民来说,得了小病就忍忍吧,配点药吃吃,得了大病意味着判了死刑,因为农民们知道家里的钱是不够治病费用的,在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下的家乡,只有干脆躺在床上等死。
火葬推行已有十余年了,当时搞火葬是为了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然而现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过去死了人,装进棺材土葬;现在人死后必须送到县殡葬馆交给一定的费用进行火化,然后再买骨灰盒装起来,而家乡根本没有规划一块公墓集中埋葬骨灰盒的地方,死人火化后用骨灰盒装起来,还是放进棺材埋进地里,有的村庄,一大块农田中间的地方埋了一个大坟,是那么的刺眼而占用土地。当地政府从没想到去规划一个集中公墓的地方,当然也有干部们死去的先人同样埋葬在农田里,所以家乡所搞的火葬跟土葬是没什么区别的。

六、村民选举和村干部们的工作
  关于选举,《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可以是选举人或被选举人,但对于我和家乡的村民来说,几十年来,从来没投过票也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的。村干部在家乡基本都是上级任命制和世袭制,能当上村书记和村长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关系网,跟乡里的领导干部都混的熟关系好,往往能成为一个村的书记或者村长,这些人大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思想封闭,不会电脑,也不会去接受新鲜事物,更不会带领群众想办法致富;有些村长、书记退下来,如果子女有感兴趣当村官的话也会培养接班,就出现了世袭制;
  实际上家乡有不少能干的青年人,多年来在外闯荡,知识面广,见识多,如果能参加公开公平的村民选举,是很容易当上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然而在盛行溜须拍马、任人唯亲、曲意逢迎的家乡,根本是不可能的。而网络上炒的十分火热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在现实中可能吗?一个村庄的天地虽不大,但那水很深很深,岂能是书生们所能徜徉的?
  我一直认为村民选举,让农民自己直接投票至少在家乡压根儿就没有普及的影子,当然在家乡,大批青壮年都在长三角打工,农村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肉食者们从不把他们当一回事,所以根本不存在有农村选举;我在杭州出差的时候,一个台湾商人问起我:中国农村搞村民选举是否真实时?我跟说他道:电视上搞的村民选举往往都是做秀,而且中国人最善于搞表面工作,做给外人看的,在中国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的体制国家,你会相信那些表面化的东西吗?
  当然也听说到长三角搞村民选举,但是花钱贿选的比较多,因为在发达发区当上村干部意味着有更多的利益;就连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搞的也是世袭制:吴仁宝---吴协恩;任命制、贿选制、世袭制已经成了中国农村选举的三大特色

  农业税取消后,村干部们几乎没什么事可干了,当然他们也曾到过华西村取经学习,最终却成了免费旅游一趟,回来后江山依旧,麻将照打,小日子照过,不思进取;特别是农村水利设施都是吃过去的老本,现在没人带头管了,一些水利设施老化,河塘水坝无人管理,任其风吹雨淋;连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无人愿意当,农村人心更是一盘散沙,农民种田兴趣也不大,灌溉不方便的田地里都被栽上树了。
  村干部们现在唯一管的事可能就是计划生育了,但家乡农民对生男生女都是一个样的思想开通,村干部们也没什么好烦心的。甚至连过去近年关时对一些五保户或者困难户的慰问和进行补助都见不到踪影了。

七、农村的生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农村有什么文化生活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腊月春节时期,农民们都会组织舞狮队、舞龙船、舞龙灯等娱乐节目,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钱了,年老的玩不动了,也无人继承,失传了。
  农民们晚上的生活就守着电视过日子,过去电视只能收到家乡那个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几个电视台,家乡那个县的电视台除了一些官腔似的人物做报告外就是永无休止的虚假广告和电视剧,再无其他内容,造成了农民们消息的闭塞;现在情况好点,不少村庄安装上了有线电视,离公路远点的村庄,因安装有线电视费用高,农户们都自己安装卫星接收设施收看更多的电视节目,农民们经常收看到不少外省市的电视,不再像过去那么封闭,知识面也增长不少,在路边的一些茶馆里常常能看到他们对国家时事的评论,对一些高层领导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对官员们腐败的痛斥,甚至相互之间为谁的消息正确而争的面红耳赤;更让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说安徽这个地方是出大官的地方,中央里几位领导人都是来自安徽,只可惜没有任何一位官员能把安徽这片土地发展起来,这是乡亲们议论最黯然神伤的地方。而作为宣传走跨越式发展的家乡,电视台至今却无任何提供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方和鼓励人民群众建言献策的平台,就连那个号称省内最大的论坛动不动就封杀家乡群众批评的帖子和文章,在一片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依然在沉睡、高歌,成了某些官员的马屁精;

  多年前,官场的吃喝风早已影响到民间,过重的人情往来送礼出钱是家乡的一大特色,比如一个人从生下来,最起码经历以下办酒席的程序:满月酒、一周岁、十周岁、结婚、三十六岁(不知何时流行起来,无从考证,但意喻着人生的一道坎,必须要办)、四十大寿、五十大寿等直到死亡;
  盖房子要办酒,房子装修好后搬进住要办酒,甚至盖个厨房也要办酒;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租房子住,一年搬几次家就要办几次酒,收礼钱,当兵考上大学要办酒。一个在当地混的脸很熟的人,一年人情往来可能要数千元,成了一笔十分沉重的人情债;
  另外赌博更是比较盛行于农村,农村一般是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闲,一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们在家赌博,打麻将、推牌九、二八杠、炸金花、比鸡,到了腊月春节期间更是嗜赌如风;大人、小孩都赌;而那些留守在家的中青年妇女赌瘾也不含糊,赌注也大,推二八杠一把输嬴数千元都不手软,春节在家听说认识一个邻村刚四十岁的妇女输了十来万元,欠了人家不少债,她老公在上海做装潢的,一年也只能赚钱二三万块钱,就这样输掉了。更有甚者,也有年轻人专门到南京学赌博技术,玩抽老千,一年在家也能嬴到十数万之多,当然输的人多,嬴的人少。其中一个搞运输的亲戚一年也能赚个三四万块钱,跑了七八年的运输,连个楼房都没盖起来,据说他每年挣的一大半钱都输在赌场上。
  派出所抓赌也很是厉害,经常下到赌徒所在偏僻的地方抓,抓住后把赌桌上的钱全部没收,关几天就放出去了,至于越演越烈的赌博风气,公安局派出所也从没有下乡到农村宣传赌博对家庭的危害性,只是一味的抓赌搞创收赚钱,哪会管赌博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少赌徒之间因输赢吵嘴、打架斗殴之事经常发生,一些家庭夫妻俩都参与赌博,连小孩子学习都不闻不问,那些正在上中学的孩子们因没有父母管,经常逃学,上网聊天玩游戏,在街上瞎逛,成了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最后害了家庭害了孩子

  作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纯洁、朴素的品德了,农民之间的关系再也看不到友爱、互助,而变成了自私、冷漠,甚至农民之间的关系比城里人更现实。农民们为何变成这样呢?老人们常说是市场经济惹的祸,是市场经济把农民变成这样。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农民之间友爱、互助,和睦相处,那时候,如果哪家盖房子或者办什么大事,可能全村人都来帮忙,农忙的时候,都是你帮我割麦,我帮你插秧,邻里之间一片协作;如果哪家杀猪杀羊时,就会请村邻们去吃,村民们晚上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讲故事,甚至敲锣打鼓自编些娱乐节目供大家观赏,那个时代真是个其乐融融的农村社会,村邻的关系都以早先传下来的辈份礼节相称。
  而如今,农民不再单纯,农民也更看重钱,邻里之间走动很少,相互见面打招呼也不多了,各管各的事,有时候盖房子做大事需要帮忙,如果没钱没烟的话,那人的脸拉的很长很长;如今有些村庄土地开发被征用,一家人为了征地的钱分的分多分少,往往会吵嘴、打架斗殴在农村里屡见不鲜;在村里,如果谁在外面混的好,不管他以前是坐过牢还是混过黑社会,只要他很有钱,回来时村里人对他很是称赞,可能被当作会赚钱的榜样;如果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在外多年,没赚多少钱,甚至连楼房盖不上,老婆娶不到,那么村民们会奚落的一钱不值。
  农民为何变成这么自私呢?是农民太现实还是老人常讲是市场经济改变他们的观念呢?总之农民也不再是纯洁了!

 

八、垄断、竭泽而渔和无作为
  提到垄断,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垄断大巨头。然而在家乡,却能看到很多身边不经意的小垄断巨头,几年前,我与父亲去县城买家电,看了几家店,听父亲说这家是某乡党委书记儿子的店、那家是某乡长媳妇的门面;县城只要上的规模和档次的店面都是有一定背景的人开的;
  在家乡几个工业园,看到有很多厂房工地上写着安徽天力建筑字样的公司,感到很奇怪,这么多的厂房怎么就一家建筑公司来建呢?就打听到此建筑公司的老板在当地背景深厚,谁的工厂不让他承包工程,那就没有第二家建筑公司敢来承包,除非他忙不过来转让出去。在工业区一些基建设施如六通一平,一般是某某官员的亲戚承包的,一些招商引资来的外来企业,搞行政管理的是当地官员安插的亲戚、家属,甚至连一个村的卖化肥、农药、种子的店面都是县农资公司工作人员的关系户。
  春节在家听说开发区的一个副科级官员把他所在的村并入到开发区,进行拆迁,给自己的亲属补贴树木是150元/棵,给其他老百姓却是50元/棵,被农民们告到县里、省里都不管用,后来告到中央才管用,高层来人调查后才被撤职,但这位副科级干部还是手眼通天,撤职后照样换个地方去做官。

  竭泽而渔:意为抽干了水塘捉鱼,比喻取之不留余地,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其实近邻的江苏浙江也有竭泽而渔的情况发生,相比较家乡来说,江苏浙江的竭泽而渔是不把水塘抽干,继续放水养鱼,吃一条抓一条,保证水塘里有水有鱼又能吃到;而在家乡,肉食者们就彻底的把水塘的水抽干,把鱼全部捉到吃掉,这就是家乡民营经济十分薄弱的原因。
   春节期间去了一家与江苏溧阳交界的亲戚家,这亲戚所在的镇是县里有名的鞭炮厂和湖南浏阳人开的花炮厂生产基地,都是生产烟花炮竹之类的。听他说:每年到过年的时候,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每人取一两箱价值数百元的鞭炮回家过年以增加喜庆,而这些厂家敢怒而不敢言,由于鞭炮厂是危险品生产企业,涉及到N个政府部门管辖,如安监局、消防局、公安局、质监局、交通局、工商局、公路局、税务局、派出所等等部门,如果不给,这些局就会找各种安全理由来检查使绊子,别看这些人官不大,折腾起来那可是不好受的,只有乖乖给。当然这些局的头头们不会亲自来索取,一般是局里的小跟办或者办事员开着公车来拿并顺带着给自己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家乡的官场是那样的深入骨髓灵魂;都说2008年是金融危机之年,企业的日子普遍都不好过,政府想的是如何帮助企业度过寒冬之年,但在家乡,他们才不会管这些,该拿的还是要拿。
  家乡郎溪号称“中国绿茶之乡”,境内有八万亩连绵起伏的茶园,是中国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然而这片拥有丰富茶资源的土地却丝毫没想到开发打造“山水---茶文化”品牌的旅游商机,却为江浙茶叶品牌做嫁衣,初加工后卖到江浙成为别人的资源,现在搞工业开发,一些茶园被蚕食,久而久之,这块“中国绿茶之乡”招牌也会丢失掉!

  由于毗邻长三角,家乡政府机关思想也开始在转变,但在信息全球化和全民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转变的太缓慢了;新来的县委书记经常只带一个人下乡调查,有人说他比较务实,也有人说他比较强势,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更多的老百姓却不看好他,他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一两年内搞的动作大,过后就没影子了,因为家乡的官场派系太多了,拆台搞内耗的人也太多了,光凭他一个人拼命干,没有一个团结干实事的班子,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最后也只能成了过渡来了。
  多年来,每次在家乡,总是能看到和听到“三个代表”、“实践科学发展观”口号喊的很响很响,好象没这些口号,官员们就无事可做了,然而真正能做事的官老爷们却没有几个人,否则家乡怎么还是那么落后呢?整个县只有33.4万人口,十二个乡镇,竟有八个副县长,再加一个正县长,居然有九个之多,每个县长大人平均分管人口不到四万人,相当一个乡长管的数量。有着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县,红绿灯总共可能不超过五个,214省道和县道经常出交通事故,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伤,县交通局从没想到在一些十字路口设置红绿灯和警示标志,也没有限速和检查。
  县城里三轮车、摩托车、电瓶车、小汽车、大货车随意乱开,交通秩序混乱,遇到节假日,车站一片狼藉,整个县城没有一条干净的街道,脏乱差随处可见,连个步行街都有小车横冲直撞的,有九位县长大人主政的家乡竟然连个没几条街道的县城都治理不好,整天喊着口号的他们的是管理水平低能呢还是无所事事呢?去年在家乡网站上看到一位县长大人到隔壁的江苏宜兴、高淳考察学习,不知道他有没有学到近邻的江苏城市管经验还是借考察之名去游玩的呢?

  有个在江苏镇江经商的无为人在天涯社区跟我聊过:安徽的落后其实就是老百姓造成的,我听完后很郁闷,他继续解释到:安徽的很多官员都是来自老百姓,他们年轻过,也曾是热血青年,也有想过把家乡发展起来的念头,但随着官本位的深入和“酱缸文化”的熏陶,那些理想和信念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有同乡网友建议我写家乡发展的建言书寄给主政安徽的父母官们,可是我想,就算写了寄给了他们,在他们眼里还不是认为是废纸一堆,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伟人们说过:青年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是改造世界和创造未来的主力军。可是面对家乡,我们每一个皖籍青年们只能遥看故乡沦陷却徒奈何!
两年来,我一直写安徽的文章,不少省外的人会认为我的家乡充满一种悲怆悲情意识,其实人在那个环境,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比如盖房送礼、办结婚证给官员们送钱,实属正常,早已成了风俗。只是在老百姓眼里认为,官员们贪污是很正常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已经治不好了,但是贪污归贪污,总要办点事吧,但在家乡,光贪污不办事的肉食者太多了!
  我一直在想,所有在发达省市的优秀皖籍精英们,其实他们绝大部分曾在家乡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面对那些不作为甚至胡乱作为的肉食者们,我们只有用脚选择离开那片土地表示自己无声的抗议和愤慨;但是,反过来想,那些肉食者们在家乡只不过是来作匆匆过客或者跳板的,过几年升迁或调走了,他们又不是安徽人,家乡发展怎样与他们何干,留给家乡的依然是贫瘠、萧条的景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在期待家乡能出现具有民主、开明、开放意识的领头人,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只出了一位万里同志外再也无改革者出现,往往这种期待又变成了严重依赖性是不是我们当代皖籍青年们的悲哀?但如果我们怀着满腔热血的信念和理想来建设家乡,可是遇到那些身染“厚黑学”和“酱缸文化”的官老爷们,即使是英雄也会变成狗熊的,怎么办?还是要离开家乡,迷惘、失落、矛盾,困惑着每一个在外的皖籍人士。
  有同乡人在我新浪博客留言:以前有过幻想在安徽谋个官,也许能做点事,思前想后还是放弃了,不是不想,即使做了,也是个不作为的官,后来也就只好曲线救乡人了,多发展公司,多用安徽人,也是变相为家乡做点贡献吧!曲线救乡也许正是这位同乡的无奈之举吧!
  
  每年春天,家乡那一望无际、冒着尖尖嫩芽的江南茶海,满地遍野的油菜花,碧波荡漾的南漪湖,有着优美传说的伍牙山和石佛山,没有被环境污染的土地,蓝蓝的天空充满着清新的空气,都能成为我笔下书写美丽的家园,然而我现在却写不出来,是我不想写吗?还是不愿意去用笔去粉饰那贫穷的家乡吗?
  多年来,每一次通过江浙边界回到有着“中国绿茶之乡”或者“文房四宝”之美称的皖南家乡,心中总有一丝近怯和惆怅,或许多年来游走于珠三角和长三角,接受了新思想甚至写了多篇家乡发展的文章,但我却没有丝毫勇气和胆量去改良自己的家乡,甚至连一个小村庄都不敢,这是我的劣根性还是懦弱性吗?还是我惧怕被“厚黑学”和“酱缸文化”熏染过的家乡吗?

 

九、老人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后的看法
  对于目前农村的现状,只要上了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会提及往年的痛苦岁月,也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饥饿时代,经常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爱惜粮食,浪费很严重,真让青年人经历下那个年代。在三年大饿殍期间,老人们常说家乡饿死很多人。
    父亲不止一次的回忆起那个痛苦的年代,爷爷那时被征调去挑水库,家里没有人干活就没工分就意味着没粮食吃,幸亏奶奶会种菜而且种了很多菜当作粮食来充饥,跟父亲勉强过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奶奶因为菜种的好,被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发去给大炼钢铁的人烧饭去了,家里只剩下年幼的父亲,年幼的父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怎么生存下来了呢?父亲说那时村庄里的大人们都去挑河修水库了,只剩下他们那些4-8岁左右的孩子们在家,年幼的父亲被年龄大的孩子们带着去外面找青草、野菜吃,吃过树根,只要能吃的都吃了。
  每当父亲讲起这段苦难的童年,我就揪心的问起父亲和爷爷奶奶是怎么活下来的?父亲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村上隔壁有一个给大队干部们帮忙做些杂事的邻居,能搞到些米,带回来分给隔壁邻居几户人家,不然的话,父亲说他们那些人都会被饿死光。那时候大队干部们都有吃的,有的甚至吃肉的时候,就有农民在旁边捡他们吃剩的骨头啃。

  极“左”年代的三面红旗给家乡带来深重的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对于在农村搞了几十年革命的那些人,难道还不知道一亩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食吗?
  老人们说造成大饥饿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主要是人祸,在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盛行的年代里,一切都是那么荒唐和可笑,比如两棵秧苗的正常间距是10厘米,但会被瞎指挥的干部搞成要插四棵秧苗,说能增加产量;另外天气寒冷时,干部们在青苗旁边烧火说是给植物加温,其结果由于干部们的浮夸风亩产万斤粮,粮食都上交了,农民哪里还有吃的呢?三年自然灾害后搞起了责任田,责任田是在刘少奇推动下进行的,老人们常说要感谢刘少奇,如果没有那几年的责任田,他们都会被饿死的。
  老人们常说:安徽从解放到现在,只出了两位好干部:一位是李葆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之子,1962-1967年任省委书记,主政期间,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被安徽人民称为“李青天”);另一位是万里(1977-1980年任省委书记,推行大包干,解决安徽人民的温饱问题)。

  凡是经历那个大饥荒年代人都说现在的人都遇上幸福好时光,不再会饿肚皮,现在有电灯电话、楼房、彩电、冰箱、摩托车等步入现代化生活,农民似乎知足了呢?实际上农民最开心的岁月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开始越来越好,整个社会有一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气象。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干部们开始出现腐败,各种乱收费盛行,农民负担越来越严重,各种乱折腾造成农民生存十分困难,最终导致了农村税费改革,直到2005年农业税取消,但是农民还是处在温饱的基础线上;“土改”、“大包干”、“农村税费改革”被称为新中国三大农村改革,为什么后两大改革产生于安徽呢?是因为这片土地被折腾的最多,才导致农村的改革。
  老人们常挂在嘴的一句话是:老鬼种田。意思是农村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不少人连小孩子也带走了,村庄里只剩下一些老人留守在村里,没有青年人的农村,已经成了空心化的社会,再也看不到生机勃勃的景色,乡村一片萧条、破落的景色正是当今农村的现状。直到腊月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人才回来团圆,村庄才会热闹些。老人们常说:如果哪个老人出点事,想找人帮忙送医院都没人啦!
   如今贪腐盛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时,在农村办点事一切都要送礼送钱时,否则没钱没关系什么事都办不成,年纪大的农民们常会提起毛主席那个时代,家里重新挂起毛泽东的画像,说起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讲究奉献、做无名英雄,没有贪污腐败、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时常愤恨的说:现在的世道变了,人心也坏了,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现状除非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当然老人们也认为“文革”运动是一场人整人的浩劫,如果真要他们回到住着毛草屋点着煤油灯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也绝不会愿意的,只是目前的现状让他们如何想不通,中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十、 农村,路在何方?
  在这场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风暴下,一些专家学者屡屡提到农民工返乡是一件好事,可以创业可以带动农村消费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农村果真如此吗?那些专家、学者们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把他们都请到农村创业试试看?让他们呆上一年半载月看他们能创造出什么奇迹?
  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已经沦落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各大集团的吹鼓手;比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名义上是可以退税13%让农民们买便宜家电,实际上都是厂家库存的货物,而且质量也不能保证,售后服务和维修更谈不上。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医疗卫生建设,却无人来问津,在金融危机下的大背景下,却想着法子掏空农民的口袋,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农民的口袋空了没钱怎么办?怎么生存?谁会来管呢?靠国家有希望吗?
  发达地区的不少大企业都逃不了关门、倒闭的境地。在经济不发达的家乡,农民工怎么能创业?生产的东西能卖给谁?银行会放贷款给农民工吗?在家乡连贷款五千元就要找银行熟悉的人或者村干部做担保人,更别指望借贷更多的钱了,在家乡的政府衙门处处充斥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如果创业过程中没遇到“吃、拿、卡、要”的人算是最大的福气了。

  当我写到皖南农村真实的现状,也许网民们会指责我只是写了农村表面的东西,没有涉及到更深层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找到解决的对策,只能是空叹一场;不管是赞同的也好,反对的也好,我想全国精英网民们都不可能找到解决农村困境的方案,在中国目前“官、商、学”权贵和利益集团主宰的社会体系中,农民们早已没有了发言权,农民已经是这个金字塔社会中的最底端。就算精英网民们有解决的方案,在目前的中国也是无法实施的,不信去中西部农村找一块试验田看看?
  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群体农民为何被忽略呢?或者农民词义衍生出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城市边缘群体等词语呢?其实跟中国人容易忘本一样那样简单,中国的革命成功从农村开始的,新中国的成立,大批开国元勋包括领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依靠农民兄弟们打下了共和国的江山,为何过了60年,农民们都成了最弱势群体了呢?农民为何没有自己的声音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早已脱离了农民,脱离这个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体。
  当我们青年人努力从农村挣扎出来,到城市里打拼奋斗,成了一个城市的新市民,发觉自己离农村的路很远很远,已经没有回头的路!
 当我们说起农民愚昧、无知、没有文化,乡村一片贫困时,我们又缺乏改造农民和改良乡村的勇气,这是我们当代青年人的劣根性还是冷漠看客呢?我想,我们都有些吧,因为我们都在抛弃着那片土地!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进而影响到城市改革,但由于国家为了支持城市发展,过度透支了农村的血液,造就了城市的繁荣,造成了农村的破败、萧条,这难道是改革开放所要的结果吗?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阵痛”吗?或者说牺牲一代又一代农民来构造一个伟大盛世中国吗?
  如今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农村,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程吗?还是安慰农民的官话呢?

  每一次在家乡的村口,看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抽干似的肢体,佝偻着身子,刀刻般的皱纹,浑浊的眼神远望着那片看似一片生机的土地却毫无希望的农村。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人走多了就有路了,可农村还有路吗?路又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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